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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月香港接連發生數宗引發爭議的事件，先有藥倍安心事件，繼而出現觀音山水採購風波。兩件事雖然性質各異，但卻共同營造了一種輿論，戲稱本地淪為「做假之都」。這個稱呼或許反映市民對誠信的擔憂。更嚴重的是，大量社交媒體水軍控訴當事人之餘，更劍指特區政府。

市民尚未見到法律介入，卻已目睹一連串針對社會價值、公共誠信與道德底線的冷嘲熱諷，在社交媒體上鬧得沸沸揚揚。這正是香港管治危機的縮影。當社會一次又一次被「做假」爭議籠罩，市民不禁質疑政府是否應挺身而出，糾正道德歪風。現屆政府似乎仍在「睇清情況，不敢輕舉妄動」，但事態發展正逐步蠶食市民的耐性，令整體施政陷入信任困境。

誠信的流失之所以危險，在於它往往以無形的方式滲透到七百五十萬港人的思維。藥倍安心事件所揭示的是對公平競爭的懷疑及對精英仇恨；觀音山水事件所帶出的不只是採購監管的失效，更是對公務負把關能力的失望。這些現象互相疊加，便容易讓社會形成「做假之都」的標籤。標籤一旦出現，無論真實情況如何，外界與市民都會傾向用「做假」的眼光審視香港及歸咎制度滋生腐敗。

這種輿論效應對香港尤其致命。香港一向重法治和講誠信，吸引外資、建立國際金融與專業服務中心的根基，正是社會對制度的信任。當「做假之都」的說法開始流傳，無論是否公允，都會侵蝕香港在國際社會的形象，甚至影響到投資者、專業人士乃至青年一代的信心。這是一種「感知風險」：即使制度依然健全，但一旦社會觀感轉差，制度本身的認受也會大打折扣。

在這種情況下，政府若仍反應遲緩，便難以回應市民日益累積的焦慮。法律裁決固然能釐清責任，但行政失當與道德爭議往往陷入無止境的爭辯。市民真正期待的，是更高層次的承擔——政府必須展現守護制度公正與社會誠信的決心。否則，即使最終證明「沒有違法」，民心依然難以修復。換言之，合法不等於合理，更不代表獲得民意的認同。

更值得警惕的是，若政府在處理這些爭議時依然選擇不作為，或者因官僚習氣而拖延不決，那麼積累的民憤將不止於對個別事件的批評，而可能轉化為更廣泛的政治不滿。按社交媒體目測，反對派和反政府群體已經藉機推波助瀾，把這些醜聞與管治失誤相連結，塑造一種「精英靠關係、金錢可換榮譽、制度形同虛設」的敘事。若這種敘事持續發酵，便可能激化成新的社會不安，甚至帶動一股反精英主義的浪潮。

管治的認受性在很大程度上來自於民意支持。當政府在面對爭議時顯得遲緩或輕視輿情，就會逐漸削弱這種支持。香港社會的特點在於市民對公共事務高度關注，一旦感覺政府與民意脫節，便很容易引發不滿，甚至將個別事件上升為對整體管治能力的質疑。這就是為何近期的幾宗事件雖然表面上與政治無關，但卻能迅速發酵成為社會熱議焦點，因為它們觸動了最基本的價值——真與假的界線。
因此，香港政府當下最大的挑戰，不是如何在法律框架內解決個別爭議，而是如何重新建立社會誠信的基礎。這需要政府在三方面有所行動：其一，強化監管與制度設計，避免「做假」有機可乘；其二，領導人要公開喊話，讓市民能清楚看到政府如何把關，從而增加信任；其三，積極回應社會的價值焦慮，承認市民的疑慮並展現改善的決心。

總而言之，香港今日被戲稱為「做假之都」，並非因為整個城市真的淪陷於虛假，而是因為一連串事件讓市民看不到政府對價值的堅守。法律固然重要，但若政府只停留在法律的層次，卻無視社會對誠信與公義的渴望，就難以避免管治危機的蔓延。更嚴重的是，若政府繼續拖延甚至不作為，這些看似孤立的事件便可能被放大為新的社會不安，掀起反管治情緒，令中央對香港的穩定產生憂慮。特區政府必須要「不畏浮雲遮望眼，自緣身在最高層」，要看清楚事件的本質。唯有如此，社會才能走出「做假之都」的陰影，重建誠信，恢復對未來的信心。

全文載於 《堅料網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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