數天前,我本應到醫管局轄下的眼科專科門診覆診。然而,當日剛好遇上黑色暴雨警告,非緊急服務全面暫停。我本以為可以如一般預約手續,透過HA Go應用程式輕鬆改期,結果卻收到系統提示,表示黑雨停後兩小時必須親身回到診所才能重新預約。此情此景讓人百思不得其解:政府一方面積極推動電子化、一站式智能服務,另一方面公營機構卻仍要求市民在風雨中親身到場處理簡單的程序。這種數碼服務與實際操作脫節的遭遇,讓我開始懷疑,當人工智能(AI)進一步應用於公共部門時,是否會出現類似表面創新、實則缺乏整合的安排。
技術與制度整合
毋庸置疑的是,AI在公共行政上能加強決策的準確度、提升行政效率,甚至提供個人化的公共服務。對於香港這樣一個人口稠密、公共資源壓力沉重的城市來說,AI的導入無疑能協助解決公屋輪候、醫療資源短缺、長者照顧等結構性大而難解的問題。例如,AI可預測醫院病床使用情況、公屋地域需求模式,讓部門提前部署;又如針對長者群體,AI能分析健康與社福數據,識別高風險個案並作出預警。
AI亦可強化政府的監管能力,例如使用自然語言處理技術來分析網上民意、合約文件與規例審批紀錄,加快行政程序。有知名大律師透露,國內司法機構已使用AI及大數據分析,讓同類案件全國判決刑期趨同,犯人因而得到司法公平。然而,這一切的「智能」前提,是系統間的數據互通、邏輯設計的一致性,以及背後機制與制度的配合。若像我上述經歷一樣,應用程式與實際行政邏輯脫節,AI再強大也只是空中樓閣。
AI在智慧城市發展上的應用也備受期待。香港政府已陸續推動智慧燈柱、智能交通系統等項目,藉由AI即時監控交通流量、環境數據與突發事件。然而,這類系統若無法與市民實際需求、部門應變機制接軌,極可能出現「有系統、無服務」的尷尬局面。公共部門若只注重技術展示,而忽視使用者體驗、其信息回饋、與流程邏輯,最終只會加深民怨與失去市民對行政的信任。
未來三大關鍵風險:問責、私隱與偏見
首先是問責問題。當AI系統無法向市民解釋其運作邏輯卻時,便容易削弱政府的合法性與公信力。若市民在AI管治後遭遇不公,卻無法尋求申訴與解釋,將對制度造成極大衝擊。
第二是資料私隱與數據治理問題。AI須依賴大量個人資料運行,而香港市民一向對個人資訊敏感。若缺乏透明的資料運用政策與嚴謹的授權程序,將引發市民對「電子監控」的憂慮。尤其在當前國際政治高度敏感的背景下,政府更需主動釋除疑慮,建立穩健的數據治理機制。
第三是演算法偏見。AI系統所依據的訓練數據若本身存在社會不公,AI輸出的結果也可能固化這些偏見。例如,若過往政府搜集民意中,某些少數族群被系統性忽視,那麼AI系統也可能沿用相同邏輯,自動排除其權益。這會讓技術加劇社會不平等,而非解決之。
要讓AI真正發揮效用,香港政府必須從以下幾方面入手:第一,制定清晰的AI倫理守則與操作規範,確保AI應用具備透明度與可問責性;第二,設立跨部門的AI政策協調與監督機制,並開放公眾參與;第三,優先提升政府內部的數據整合與系統設計能力;第四,政府應為AI定出長遠發展藍圖。
總括而言,AI為公共治理帶來突破瓶頸的契機。然而,唯有政府真正從使用者角度出發,推動制度創新與技術整合,香港方能在人工智能界別嶄露頭角,走向國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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